我国的城市供水过去一直是作为公共品来提供的，其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2002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各种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在2007年，“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国际产业链模式发展到了高峰，我国成为原油需求增加最多的国家，当时成品油价格被管制在低位，对原油需求的增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中国需求被国际舆论指责为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推手”。在国内水资源定价低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我国水资源过度消耗、产业升级受阻，水务企业利润被挤压等矛盾也一样越来越突出。本来资源税改革方案已在2008年提交国务院，但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这项改革不得不停滞下来。而近几个月来的经济转暖和低通胀环境，为资源税改革深入推进和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格上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国际上，资源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呼声也越来越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新能源战略来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下的经济繁荣，并利用国际环境公约呼吁全球实行碳减排，通过增加传统能源使用的成本，从而给新能源打开发展空间。后来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美国的阵营，推动新能源、碳减排、环保等概念，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低碳经济。所以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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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国内外大背景下，2008年底以来我国很多城市也出现了城市供水涨价的呼声。供水价格市场化（更确切的说是上调价格）的强烈呼声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水务企业，由于供水收费难以抵消供水成本上涨对其利润空间的挤压，要求供水涨价；二是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过低的供水价格令我国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安于现状，缺少节约用水、产业升级的动力，加剧了企业对水资源的滥用和水资源紧张之间的矛盾。因而，供水价格上涨长期看是必然趋势。但目前仅仅通过涨价这一个策略，要达到节约水资源的预期效果，并令各方再利益分配上能够满意，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配套机制的完善。目前供水价格上涨带来的很多问题值得讨论，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促进居民节约用水的效果有限。居民生活用水属于刚性需求，目前城市供水价格已经经历了几次上调，低收入居民用水已经开始节约，继续节水的空间不大，而对水费占生活支出比例甚微的高收入居民来说，价格弹性并不明显。因而涨价是否能够有效带来资源的节约值得商榷。可能的结果是节水不明显，而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成本却增加了。

　　供水涨价的呼声可能代表了国际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水务巨头法国威立雅水务公司、苏伊士集团，英国安格利水务公司、百泰国际集团等著名水务公司进入中国水务市场的近10年期间，先后拿下了天津、上海、北京、成都等遍及全国各大地区主要城市的重大水务项目。因而，涨价是否代表了这些国际巨头开始要求前期投资回报的呼声值得深思。在供水涨价、外资收益的局面下，就需要给民众和民营企业一个更好的解释，或者在利益安排上作出相应调整。

　　涨价收入的用途有待完善。发改委在2006年提出的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对城市供水定价给出了基本的规范，即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由合理的制水成本、输配成本、期间费用构成。（期间费用是指城市供水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营业费用和财务费用。）可见，涨价收入应当是按照该办法的规定用于弥补这三项成本。这样看，该办法更倾向于从供水方和用水方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解决水资源矛盾，但如果从节约水资源这样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看，这个机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将一部分涨价收入用于促进企业和居民用水效率提升的技术投入。

　　单靠供水涨价不能充分调动水务企业的创造力。供水效率提升和用水效率提升对节水来说是同样重要的。针对需求方的很多更加细致的激励机制，如阶梯收费制度，拉大居民和工业用水的价格差异，实行不同用途供水的差别化定价安排等等，都需要水务企业本身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给每个用户提供不同用途的供水管道就是一个较大的工程。当前供水非市场化安排下的水务企业，由于不负担赢利责任，尚缺少通过技术改造减少水资源消耗的动力。因而，还需要相应地完善对水务企业的激励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